原文刊载于法国《Évolutions Psychomotrices》杂志，2011年，第23卷，总第94期，225-236页；栏目：Eclairag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到现今为止，精神分裂症已经成为许多研究、实践和出版物发表的主题，其中包括精神运动康复学（Defiolles-Peltier，2000）。然而，作用于它的许多心理和机体的机制仍然鲜为人知。精神现象学可以为精神疾病带来另一种方法。它邀请我们通过对症状特征的现象的观察来认识精神疾病，尤其是除了询问为什么之外，还要了解疾病形成的方式。尽管这种哲学流派已经对精神运动康复学有了相当大的启发，尤其是通过梅洛 - 庞蒂（Merleau-Ponty， 1945）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对精神运动康复实践进行理解的角度中找到意义。我们将通过对G先生的案例的介绍和分析来展示这一点。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回顾现象学的某些概念。
现象学之视角
我们发现了许多如何构建和维持身体经验和精神之间联系的著作，以“自我-皮肤”的概念为参考。 昂热（Anzieu，1995）提出的“心理外罩1构成”的概念很容易应用于精神分裂症。尽管如此，在这个概念中，运动的概念被部分或完全地遗忘了（Corraze，1998）。然而，精神运动康复工作使得患者回归到一个更好的身心合一状态，减少精神运动症状。但对于这一点，不仅仅局限于主体身体外罩的体验，而更取决于其躯体内脏敏感性（Pireyre，2008），并强调运动觉或运动的意识（Berthoz，1997）。因此，不必紧跟克拉兹(Corraze)的脚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的仅仅是“自我-皮肤”不足以完全阐释我们的精神运动临床工作中的内容和过程，然而，似乎精神现象学做到了。
简单地说，现象学可以定义为一个哲学流派或仅被作为一门蕴育了自我和世界意识的经验和体验的科学（Charbonneau， 1993）。其概念由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二十世纪早期提出，为精神病学带来了许多启迪，特别是通过对“此在分析2”(Daseinsanalyse)（Biswanger，1958）或病理分析的描述，此词被继弗洛伊德之后的斯科特(Schotte)认为是一种“将精神障碍看作是所谓的正常心智中隐藏的各种可能性表达的人类学临床视角”（Robinson，2005）。它被定义为对现象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种基本的人类本体论方法，其中人首先被视为与自身相关的，即独立于对其起决定性的特征的存在 。尤其是通过梅洛 - 庞蒂（1945）的著作，指明了在自我和世界构建中身体经验的重要性，现象学因此得以在身体科学领域取得重要一席之地。这也足以证明我们为什么要使用这些概念。
首先，精神分裂症的现象学视角，更普遍来说，诸多精神疾病的现象学视角，被宾斯汪格(Binswanger)、闵可夫斯基(Minkowski)、 宗迪(Szondi)、斯科特， 甚至楚特(Zutt)等许多学者研究过。随后，现象学以认为身体在自我意识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中占首要地位为指导思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提供了一种超越主体-客体的简单二元论去理解身体的方式，考虑“本真身体（corps propre）“及其表现--“身体活性 （corporeité）“，在其中我们找到了楚特（1963）提出的“呈现的身体（corps-en-apparition）”和“承载的身体（corps-porteur）”的双元性，以及斯特劳斯（Straus）提出的”感受（le Sentir）“和”运动( le Se mouvoir)“（2000）。
“本真身体“，可以定义为一系列敏感性的集合，它在空间中构建的同时开始统一并给我们提供了感知。既具有物性又具有感性，它决定了我们与自己及世界共同存在的能力。然而，”本真身体“不仅通过触觉感而构建，也通过一般机体感觉和运动觉来构建（Berthoz和Petit，2008），这似乎证实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即运动在调动精神分裂症患者“本真身体“时的重要性。“呈现的身体”作为“我有别于他人的，并与他人不可分割的存在及存在的可能”（Tatossian，2002，第69页），被诠释成一种使个体处于关系中的必不可少的身体姿态 。而“承载的身体”则更多地被定义为与如饥饿、口渴或疲劳等身体体验紧密相连的自我的感觉。 精神分裂症患者因而对“呈现的身体”更加难以掌握: 我们经常在这个疾病中遇见这样的情况，即“因精神分裂性呈现无能而导致的不自然、奇怪、做作、戏剧性的印象” (Tatossian ， 2002， 第71页)。
“感受”，则被斯特劳斯定义为一种行为，而非一种感觉，它位于感知之下，但对后者进行支撑，这时我们从“世界中的存在“（être au monde）过渡到”与世界同在“（être-avec-le-monde）。换句话说，“感受”构成了存在的重要体验，成为自己与世界之间沟通的前奏，在那里，主体同时地对己和周围世界建立起意识，。然而，根据闵可夫斯基（1953）的说法，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无法去“感受”。对于自我“感受”，斯特劳斯将其与自我“运动”联系起来。与前者不可分割，它代表了主体依靠自己、为了自己构建并实现运动的能力，换句话说，其移动组织犹如自我构建的设备，是产生自我及世界的意识的基础媒介，是自我与世界互交关系的不可或缺的支撑。自我“感受”与自我“运动”这对配偶因此被认作是感觉-运动经验的表达，这些经验在整个精神运动康复领域极富重要性。
最后，现象学发展了“自我归属 ”的观念，利科（Ricoeur）称之为“自我性”（“ipséité”）（1983）。对于这个术语，尽管每一个体的行为和/或与世界的关系都有所不同，但我们必须将其理解为个体保持自己，保持自我的能力。换句话说， “自我性“代表了随着时间而呈现的自我独特性的统一。此外，感觉“有”和“是”一个身体的能力的丧失或变异，会通过身份认同感缺失、内心的自我改变表现出来，可从怀疑、荒诞感直到身份的完全丧失”（André，Bénavides和Giromini，2004，第44页），这应被理解为现象学中“自我性”改变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主体不完全属于自己了。
总而言之，精神分裂症患者本质上将具有一种思维性的、虚无（脱离肉体）的自我意识（Stanghellini，2004），也就是说，他们宁可通过思想而不是通过身体来意识到自己。可以说，他的“呈现的身体”从他的躯体中消失了。他们的存在将会缩减为仅存的“世界中的存在“，或“此在 ”，其特点是空间和时间之间出现了断裂（Defiolles-Peltier，2000），在此，空间似乎无限，时间完全消失。这种不存在于时间性上的状态，反映了”自我性“改变的部分原因，去人格化现象和分裂焦虑就是前者的表现。因此，我们现在将开始在G先生的精神运动工作中识别“感受”的标志，即自我和世界意识的前奏的标志，以及“呈现的身体”的表现和返回“自我性”的线索。
对G 先生的总体介绍
G 先生是一位三十岁的年轻男子， 身体强壮， 初步看上去， 他显得十分淡漠， 但这样的印象非常快地被持续的精神运动躁动所取代。他与人的接触方式特别混淆不清， 因为他在谈及自己时用第三人称， 在与别人说话时，似乎在跟自己说话， 并在行为上显出了很多的怪癖。他是他父母的第三个孩子， 弟弟是个死胎， G先生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和这个兄弟的相似。由于精神分裂症失代偿， 他从17岁就断断续续地接受治疗。近五年来，规律地接受精神科的诊治， 并在两年前逐步开始进入日间医院，同时在那里接受了精神运动康复治疗。在这个时期， 他出现了严重的分解症状，并伴有词不达意、严重的人格解体而造成的失真感， 以长期妄想为背景的强烈分裂体验， 其中并未表现出如精神分裂性紧张症， 偏执或青春期精神分裂症的特征。精神运动康复工作的建议和自由式绘画表达工作坊是同时开始的， 在那里， 每一个病人都可以自由来去， 并在他们想的时候安置下来绘画。我们很快便明白， 这个巧合被证明对G先生来说是一次机遇。
他的精神运动评估主要由Rey复杂图形测试（Rey，1959）；针对身体和面部的CORP测试（Meljac，Bergès et Stamback， 1966）；以及D2测试 (Brickenkamp， 1998) 组成。伯尔杰斯（Bergès）的姿势模仿测试无法使用，每个外展动作都加强了肌张力水平和躁动，这可能与强烈的身体分裂焦虑有关。G先生在Rey图形测试按照模型复制图形环节获得了33分，这意味着他处于中等水平，所用时长也是。在凭记忆复制图形环节，分数降到了19分，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但是，两个环节中绘图的方式均为IV型，即是说，出现了许多细节的罗列，且凭记忆复制环节过程与按照模型复制环节过程十分近似。CORP测试用来“研究身体图式的认知层面“(Meljac et col.， 1966， 第7页) ， 也被用于G先生，尽管此测试并没有适用于成人的计分标准。它显示了一种身体和面部结构特别残缺的形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构造：
依靠模型进行回想、构造和再现部分的分数分别为0/9、1/9 和9/9 ，获得总分为10/2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在测试过程中， 他完全无法以任意一种形式对身体进行再现， 至少无法被第三方识别。D2 测试接下来显示了他的注意力与集中力非常缺陷。使G先生被归于注意力严重障碍的范畴，所有分数都在十分之一以下3。另外他会清楚地表达他在这个测试中遇到的困难，不断重复说 "很难， 很难 !"， 但他会对鼓励特别敏感，并心甘情愿地完成测试。最后，我们记录到所有需要对计划做出努力的活动，如写作或更为简单的哑剧，都非常难以实现 : 他很快便注意力分散， 不能把握任务的总体目标， 倾向于抓住细节不放。应该指出的是， 这与图形复制测试同出一辙，突出了其支离破碎的表现方式。
因此， 这项评估主要体现出了明显的身体图式紊乱， 以及整体的注意或集中力分散、复杂运动任务计划困难和肌张力障碍等被赫里斯托祖卢（Christodoulou）描述的一个包含多种特征的模型(2006)。在评估过程中， 他要么很僵硬， 要么陷入精神运动功能躁动无法控制。以及， 他的身体如同其经历一般在话语中完全缺席。身体除了通过构建和绘图来表现之外，无法以任何形式呈现。G先生有时说自己时用第三人称， 他似乎没有身体， 有时在评估过程中会采取一种心理自动化4的模式。
治疗计划也以重新调动“本真身体“为基础，并以治疗不断重复的精神运动障碍为目的。我们假设通过这个调动，身体图式将会被直接触及，但同时，由于其状况而导致的难以治疗的注意力障碍也将在运动练习中被间接性地触及，此时G先生将被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感受上。另外，我们认为精神运动康复治疗使他部分地重新获得与他人进入关系的能力，以及重新和现实建立持续性联系的能力，以身体作为“支点” (Christodoulou， 2006， p.8) 这个想法为基础，使演化得以实现。
对G先生来说，绘画空间的开放几乎和精神运动康复治疗同时开始。正如德那（Denner）所描述的那样(1980) ，它符合诸多工作坊的特点。为了让他记得工作坊的存在，G先生在第一周被提醒。此后， 他将不再需要提醒并在每次到日间医院时自己进去，一天多次。在这个时期，我们能从他的绘画中观察到稳定的进步，但是以非线性的方式进行的，并伴有退行和突然的风格改变。他从来没有主动地寻求指导或帮助，也从不要求我们的干预。自由表达室开放给所有病人， 在他作画时，他可以独自一人或是和小组一起，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的行为， 他并不自我封闭于其他人， 听别人说笑， 并以适合的方式互动。
治疗的第一个阶段
这种治疗将遵循几个连续阶段 : 最初的几次精神运动治疗主要是与G先生相互适应，以便找到最佳的工作方式。他有时难于进入治疗室，很躁动并双目直视前方，随后很机械化地坐在座椅上。很快，他对利用体操球按摩的环节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这些按摩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轻柔按摩、弹跳按摩、加压按摩。G 先生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加压按摩的偏爱，总是要求更多的压力。他拒绝其他的方式。按压最终达到极端， 球被完全压扁。接下来，他仅仅对这个环节提出要求并表达到： "压扁它!!!”，并不断重复。这段时间相对较短， 最长为10到15分钟。但这似乎对他很重要， 重要到他意识到了治疗的频率，并最终自己来赴约。
在活动室中， 他近乎强迫地作画， 一个接一个地不停创作。他的创作似乎是自动化的， 非常迅速， 形式冲动。绘图似乎是随心所欲和不受约束的， 他使用左手的能力和右手一样好。然而， 当我们更仔细地观看， 会发现这些绘图是没有形态的，更像一些四散的带颜色的线条草图，实际上是由不同层次的颜色层层累积而组成的。每个图层事实上表现了G先生以均匀的方式在整个画布上作的铺洒。他这样描述自己的作品：“我不知道，是在我脑海里的，来得很快。
第二个阶段
在一个半月的工作出现积极效果以后， 治疗小组建议将精神运动康复治疗场次加倍，即每周两次。G 先生花了一些时间去适应这个新的设置。有一两次，他表示出 "很难" 或 "太多了"， 但并不缺席， 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进入治疗。治疗时间比以前长了。"压扁它" 仍然是他的要求， 但使用的球越来越小，这使得今后可以划过的区域越来越精准，并在被触碰时对其进行命名。几次治疗后，他先开始用一种豪无头绪的方式对我说话， 后来变得更有条理些。最开始出现的连贯语句是带有情感色彩的。"你知道吗，我非常爱我的妈妈"是它们中的第一个。其他情感元素出现在我们发现他按摩时肌张力相对下降的同一时间。有时 G 先生很沉默，闭上眼睛似乎很安详。他偶尔会在治疗结束后对我表示道谢。
我们逐渐引入一些受到温特伯尔Wintrebert (2003) 治疗术启发的主-被动运动。对于G先生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去重复通过运动觉来感知的手势动作，而不是寻求放松。运动从肢体远端到近端， 从手指和手腕出发再到达肩部。在这个短暂的经历中，他仍然非常紧张，且特别警惕，十分留意我向他提出的建议。在这个过程中，一次他突然说：“我没有脊柱！！！！ ” 因此，我们通过在地面上的主-被动运动来调动其身体轴线，而远端运动可能仅在第二时间进行。我们也注意到，慢慢地，散乱的感受让位给了更加局部化的感觉：“肩膀被拉扯了” 或是：“这里很僵硬” 。鉴于这些精确性，使我们可以使用更小的球进行按摩。
在绘图方面，以前的作品都是一蹴而就、布满画面、由不同颜色填充的封闭图形。 这些形状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代表任何东西，一开始只由一些曲线组成。随后变得越来越复杂并出现变化。 在这些形状中不时出现结构时好时坏但完整的房子（屋顶，墙壁，壁炉和窗户）。 图画的结构性更好了，图形的填色更加用心，每张绘图需要更多的时间，其中一些因此需要几次才能完成。 G先生现在可以回到前一周未完成的绘图，并能注意到他创作中的连续性。
在此期间，他获得了一个绘图板，这使得他能收集、保护、整理他的作品。从此时开始，如果我们在他作画时请求他参与某些媒介治疗，他开始拒绝：他做出选择，如果团队坚持，他可能会生气。 我们注意到G先生有几天时间没有进入自由表达治疗室。此外，他记得他的作品，他能够说“这一个，我明白了，那个，不明白“。 在这个工作时期里，他绘制了近150幅图画。
第三个阶段
三个月后，每次治疗时间越来越长。加压按摩的时间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但他也接受简单或弹跳更轻柔的按摩方式。最长的治疗接近25分钟。 G先生接受了更节段性的运动。在这方面，我们发现，被动运动越向其身体轴线靠近，肌肉越更难以放松。从主动运动一方面来看，其动作更加灵活及规律。在这些运动过程中，G先生经常谈到各种事情，但语无伦次。但是，我们多次注意到他的话语表现出了更多的情感，此时，他提起了一种广泛的感受，无法定位的不愉快、疲劳感和其他不可名状、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自我模糊感：“我不知道，这很奇怪“，这似乎使他很担心，然而并未到让他崩溃的程度。他仍然要求继续进行这样的时刻。此外，我们注意到，随着他肌张力水平的降低，他继续说话，仍然有些含混不清，但越来越能唤起感觉和情感，尽管还存在着荒诞之处。新奇的是，他也开始回想他的过去，儿时的游戏，他感觉到的快乐，他的职业或兼职生活，以及他曾犯下的小偷窃并入狱几个月的经历。
对于这点，他展示了他留下的纹身，想知道有一天是否能够将它除去...... 他提到了他的母亲，看起来很担心，预测自己会死在她之前。 而且，他现在可以在治疗开始时回忆起前一次的治疗及其内容。 相信对他而言，时间轴可以毫不费力地展开，我因而建议他预设今后的治疗内容，他很乐意接受这件事并在以后的治疗工作中实行得很好。
更普遍来说，在标记治疗开始和结束时的小互动中，G先生的身体更加具有表现力了，精神运动躁动得到明显的控制，他的创作出现越来越规则的形态，房屋、车辆，我们注意到脸部的出现，由代表眼睛、鼻子和嘴巴的简单形状组成。随后，这些脸被添加了一个身体图式的草图。 当被问到这些是否是小人时，他确认说：“是的，他们是人”。
正是在这个时期，他自己选择一些图画拿回家中。
第四个阶段
精神运动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四个多月。 G先生继续规律地来赴约，期间也不是没有一些遗忘或拒绝的时候。按三种方式进行的按摩仍保持不变。他的要求不在如此迫切，“来吧，压吧！” 取代了“压扁它！ ”。现在他可以在这些时刻后直接表达更好的感受。运动的工作正逐渐向更精确、更长时间的放松迈进。一点一点地取代了之前用球按摩的时间。虽然放松还不能真正地实现，但被动运动更加容易了。他继续观察这些运动，但今后都是以一种更加平静的方式。他开始更具体地提起悲伤、兴奋和欢乐的感觉。这种唤起在情绪-肌张力上是和谐的，在此，姿势和面部表情也出现了更鲜明的表现力，更容易被他人理解，越来越与经典的情感姿势相符合（Sage，2008）。他进入治疗的模式发生了改变：他会敲门，问他是否可以进来，然后在解释他想在治疗中做什么之前聊一些家常。
此外，很快，他开启了带有全新绘画风格的新一周。他选择了A4规格的纸，并借助尺子画线，使图形非常规则并呈几何形状，他非常安静和镇定。借助铅笔作画并用彩笔添加线条。
第五个阶段
一次有他母亲在场的家庭访谈将特别标志着这项工作的进展。在这次访谈中提到了G先生将可能拥有一个离他母亲住宿不远的公寓。如果说他当时对这个想法表现得非常热衷，当他再回来时却显得非常焦虑，这重新勾起了他即将死亡的想法和他渴望死去的愿望。同时，他回到机构时显得非常凌乱。这种状态的变化立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顿时出现了倒退。他将自己孤立起来，并关闭了身后的自由表达室的门。他的作品再次显得凌乱、冲动。他的作品在两周内按照前面所述的顺序进展，而不再是之前所需的三个月。精神运动工作也反应了倒回初期治疗经历的事实，整个身体带有强大的压力。以同样的方式，所有类似于前四个阶段治疗的进展在这两个星期中重新来过。
第六个阶段
因此，两周以后，G先生有所好转，我们观察到他不在将自己孤立在治疗工作室中。他的绘图重新改善，我们看到此后一种新的风格出现了，混合了以往相互分离的不同图形：
精神运动治疗仍然每周进行两次，今后基本上都是专门以温特伯尔的治疗术进行放松。 但G先生仍然偶尔会要求按摩。 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请求要么是在治疗刚开始，当G先生感到不安、生气或紧张时，要么是在治疗接近尾声时，仿佛是为了回归更强烈的统合感。 在他的治疗期间，他大幅度平息，他的呼吸稳定下来，并伴随轻微的呼气末端的呼吸暂停，呼吸运动更多在腹部。 他现在很少说话，几乎总是用含糊不清的方式表达，如：“很好”或“没关系”，“感觉很好”，但他在治疗中特别具有身体的表现力。
另外，他在机构中出现时间增多，接受参加更多的活动并开始与其他患者建立更真实及可捕捉的联系。他的脸很端详并带着微笑。 因此，我们在这项工作进行了六个月时重做了他之前特别有困难的CORP和D2测试，以便更客观地衡量G先生精神运动症状的改善并验证至此的治疗方法。
依靠模型的回想、构建和复制的结果分别是4/9，4/9和9/9，总分为17/27。 我们看到以下的构建：
在这张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身体轴线和四肢的最佳表征，尽管两侧明显翻转。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肢体衔接的部位是肩部和髋部，这正好对应G先生在运动时最紧张的身体部位。紧张状态将在那里确保关节接合，而它的持久性对G先生来说并不显而易见，这是分裂焦虑持续存在的完美说明，但水平较低。 D2将展示出G先生的症状显著改善，他处于其年龄组的最后的十分之一以上，但仍然在四分之一以内。以及，我们看到注意力和集中力更接近正常水平并且证实了临床进展，特别是治疗时间已经能够逐步延长。
临床分析
在前两个阶段里，工作的重点是逐步调动其本真身体，因为在CORP测试中，它的图像看上去是分裂、散乱的。按压的经历通过对本体感觉和深度觉的调动，重新给于身体质感。在获得统合感之前，在能倾听身体的运动而不感到分裂之前，他显然需要从生理学方面感觉自己的身体。我们一点一点地看到他的话语中重新出现了身体的空间组织，同时分裂的焦虑变得不那么激烈。 因此，在我们对身体空间性进行重建的同时，本真身体似乎也重新构建，更加连贯统一。
第三和第四个阶段是整体进展中的交替时期，然而，它们也是尤其适合引入运动工作的时期。以及，运动期间带着焦虑的回想是否唤起弗洛伊德派概念“令人不安的陌生感5”。也就是说，在他身体被移动的那些时候，他似乎感觉到了这种散乱的感受：”[...]我们怀疑一个看似活跃的生物是活着的，相反，怀疑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活动的“（Jentsch，弗洛伊德引用，1971，第175页），G先生的存在对他来说既是活体也是物体。但我们可以理解那一刻是斯特劳斯意义上的“感受”体验吗？也许可以，因为如果“[...] 感受的主体，即‘感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孤独的主体，他从自己的自我意识出发，投射并获得了一个超越6的世界“（Straus，2000，第373页），那么这种感体即使“没有感觉，但通过感受，他先到达的便是自己“（同上）。同时，可以认为在安德烈（André）等人提出的自我怀疑与身份丧失之间有一个等级秩序（2004），这种通过身体感觉产生的令人不安的陌生感因此也许可被认为是一种“感受”的体验。后者必须被理解为这一治疗进展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从自我丧失出发到简单的自我怀疑，这将不那么令人沮丧和具有破坏性。此外，我们可以假设看到G先生正在恢复自我意识，这先是通过精神运动治疗对本真身体的体验带来的恢复。因此，我们明白，精神运动治疗的功能之一是通过对本体感觉清晰度和有助于运动能力改善的重复运动实施的双重关注，让他恢复“自我感受 – 运动”的统一，这是一种主导自我意识出现的功能。
另外，我们注意到G先生的态度在第二和第四个阶段之间变化很大。 他越来越多地与他人建立联系，并以一种与以前非常不同的方式向他人展示自己：他向人打招呼，主动与他们握手并用眼神注视他们； 他微笑着把头探进轻微打开的门询问是否到了他的赴约时间；他可以提出更恰当的要求并呈现一种既平静又真实的身体姿态以表达他的感受。 这种变化明显的进入关系的模式非常清楚地展示了他逐渐恢复的呈现于他人面前并成为自己的能力。 此外，我们可以在此合理地看到 “呈现的身体”的无症状表现使得对于自己及他人的共同存在得到实现，从而证实了显着的临床改善。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几次主-被动运动之后对纹身存在的回忆和对自己死亡的唤起则可以被认为是治疗中一段特别重要的时期。一方面，这种痕迹在身体上重现，就像对他死亡的唤起，可能意味着时间性的恢复。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明确提到，他称之为“死亡的存在” （être-à-la-mort）的这种死亡意识是一个自我属于自我的基本标志。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形式的唤起“不是过去的再版，也不是为了串联现在与一些已经结束的事情而强加的联系，它更多是一个副本（réplique），因为重返过往经历，却未感到过时，而是可能将此在（Dasein）向其自己的故事朝未来重新展开。“（Musambi Malongi，1996，第120页）。所以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G先生将担心他的纹身的未来，并延申到他自己的将来以至死亡。但正如海德格尔所理解的那样，这是“世界中的存在” （être-au-monde）在时间上整合的标志， G先生通过他的身体经验完成了这种整合。因为时间感知本质上是对当前身体、其空间性和周围世界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在我们看来，无论正确还是错误，即在我们之内也在我们之外：一方面，它是一种意识状态；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汇集了”感体“和 ”感物“的表皮。我们内心生活的每个时刻，都会与我们身体，以及所有周围事物有所对应“（Bergson，1968，第42页）。话语中时间性的再现因此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告诉我们一种更好的自我归属的回归，即”自我性“的回归，它本身就与更好的身体感觉相一致。
最后两个阶段听起来每个都是前四个阶段的结果。在第五个阶段，在一次与母亲分离的唤起之后出现的过程的重复，显示了这里所观察到的步骤的确更多是与协调的进展相符合，而不是单一现象的罗列。第六个阶段则见证了之前不同阶段中发生事件的重组，我们在图画中找到这种重组的表现。它尤其显示了他在其本真身体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中渐进地安定下来。口头表达则标记出精神运动治疗的时间，更多地被认为是用来表达一种消退感受，其特征为：“[...]在以被感知到的对象作为参考之前，那些使我们通过原生质[即我们周围的物质]进行交流的感受的内在维度“（Maldiney，1973，第136页）。这可以部分证实随着G先生逐渐向自己展开，他越来越对周围的世界开放。
对图画的理解
这些假设， 与面孔和身体碎片或身体的象征（如房子）的出现之间的联系， 也许可以因而通过两个轴线来理解。从一方面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投射了他身体意象的运动表征，可以在这个时候将自己视为完整而更具有结构性及更可识别的一个实体。从而减少了焦虑，他将能够重新纳入这个实体。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更加幻想化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 身体更多是通过幻想来描绘的，而不是对现实的再现。梦幻， 或至少是梦幻的雏形， 也有双重意义： 一方面它涉及符号化的概念 (Tisseron， 1995)， 这部分确证了上述第一个轴线；另一方面， 它证明了G先生不断更新及体验的逐渐回归到完整体验的企图， 在那里，感觉、记忆和情绪在一个梦幻般的， 以图画为对象的活动中汇集， 自发绘图提供了这种“创造以身体为界限，由情感和欲望构成的适当平衡的自己的可能性。
(Milner， 1976， 第 163页)。以这种方式， 我们通过绘画理解 G 先生，也许试图找回他对自己身体的感知， 更全面来说是对自己的感知，有点像孩子从他的母亲眼中或镜中发现自己， 但本质的区别是， 这种自我认识仍然只是支离破碎的精神疾病。只有在当他默许 "是的， 他们是人"时， 他终于能承认某种对身体， 或身体本身， 且可能是他的身体的满意…… 此外，他的绘图“对创造者来说与观察者一样，被认为是成功的，即从某种程度上将经验的不同组成部分聚集起来。” (Tisseron， 1995) 。
最后的图画， 本身就是以前感受阶段重组的证明，也让我们看到了填充和空白的结合及一个同时具有包容和划定界限作用的结构的诞生。因此， 在整个围绕G先生展开的精神运动治疗工作中，绘画被证明是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作为发生在重建中的“自我”内部的事情所留下的一个痕迹及其象征，以及自己及世界的表征， 它们当然是肉体和象征性的化身。这种表达方式比话语更有用武之地， 后者完全摧毁了， 不能让他将经历转化成表征。所以， 我们可以认为， 绘图最终整合了精神运动康复中提出的本真身体。我们还可以假定，它们的重复可能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次创造即是对原来的痛苦进行内化的见证，也是为其建立辅助所做出的尝试”，这个尝试始终是未完成的。这种未完成并非失败， 而是必然。在尝试中 "错失" ， 或者说， 它总是以不完美的方式成功并总是需要再完善 " (Tisseron， 1995) 。因此，我们强调每一步都是朝着更好的自我意识迈进，更延伸一些来看，朝着对 G 先生来说更能容忍的状态迈进， 因为散乱感减少了。
最后， 有必要回到对这个艺术表达的现象学理解上来。因为它也必须被理解为“感受”的体验。在这里，涉及到玛勒迪尼（Madiney） 所提出的审美维度的问题： "感受是艺术的真理" (第 153页)。随着绘画的进展，我们明白G先生逐步从一种连他自己也不理解的冲动作画， 到带有愿意的表达并对其进行思考。创作在这里是关键词， 据玛勒迪尼说， 人如果能创造， 是因为他存在。这个创造性活动因而可能对自我意识的出现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能够对自己的存在塑形， 随着治疗进展逐渐变得更加像自己。就是在六月的时间中， 他完成了约500张绘画……
结束语
因此，对本真身体的调动， 通过感官和运动使自我意识产生，构成了G先生治疗的基本要素。在这项工作中， 通过现象学概念的理解， 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病人是“如何”进展的，而不是为什么。在各阶段治疗中，我们看到从解剖生理学到最抽象的表征各个层面的身体经验的关键时刻，此外， 我们似乎在这个多维度的问题中，找到了皮埃伊（Pireyre）的立场的例证， 他认为，精神运动康复治疗师应该考虑主体的"身体的复合图象" (2008， 第209页) ， 而不是视身体图式-身体意象二元体为真相。此外，我们观察到精神运动治疗更加针对性地对身体原始焦虑及防御机制表达后出现的感官-感受进行工作(同上)，这将使他同时向非常躯体化的感知和身心整合的重建迈进。同时， 这项工作被用来治疗精神运动症状， 直接针对身体图式及间接针对注意力障碍。这表明， 纯粹地对症治疗不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以通过与精神运动症状治疗非直接相连的各种理论，完美地构思一种治疗，然而，这种治疗的有效性毋庸置疑地必须被验证。另外，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还将强调仍有待提供关于成人精神运动评估的工具， 标准化测试仍然严重缺乏。
所以， 希望去证明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对临床实践毫无用处或是不可或缺，可能是无结果的， 甚至有害的， 就好比想用善二元论的方式将实证精神运动康复与关系性精神运动康复对立起来，(Rivière 2010)。G 先生的例子相反， 试图展示精神运动康复治疗过程应该是结合实际的， 配合病人的需要及其表达方式。但这种方法既不能没有严格疗效验证，也不忽视它所涉及到的关系和心理因素。不可否认， 精神运动康复治疗的这两极被许多例证所支持， 形成一个奇特但丰富的集合， 并根据治疗师的不同而变化。所以， 我们可以将皮埃伊（Pireyre）的观点进一步引申，认为要把用来帮我们构建单次治疗的简化理论， 以及治疗后的分析也需考虑在治疗之内！这些如星座般众多却互补的理论， 引导着精神运动临床实践， 现象学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译者注:
1)心理外罩：是一种将心理结构视为容纳自我的容器的比喻，心理外罩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而是一种功能，能容纳和承载自我，并和外界通过“皮肤”进行沟通交换。出自法国心理学家迪迪埃. 昂热《皮肤-自我》一书。
2)此在分析：一种借鉴精神分析学，哲学及现象学的心理治疗，产生于瑞士。此词出自德国哲学家马丁.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年。
3) 十分之一以下：将某个年龄层人群正态分布，处于中间的50% 的人群所达到的分数视为平均水平，分数较高或较低的人群朝两端分布。这里G先生的分数处于能力低下的10%的人群范畴内。第二次D2测试中，G先生处于能力低下的10-25%的人群范围内。
4)心理自动化 : 由法国精神科医生克雷朗勃（Clérambault）在1920年提出，指精神病人出现的一系列确信被人或事物所主宰其意识或行为的幻想。克雷朗勃将心理自动化分为轻度和重度：轻度自动化只表现在思维层面，如一些无法控制的侵入性思想。重度自动化则既有表现在思维层面上的幻觉（直觉、启示、命令等），也有精神运动层面的幻觉（运动抑制或冲动、内脏扭曲、体内电流感等），与慢性精神疾病幻觉相似，常出现于精神分裂症患者。
5)令人不安的陌生感：出自弗罗伊德《图腾与禁忌》一书，第一次出现具体时间不详。描述日常生活中带来安全感的一系列理性行为被终止而出现的不适感。
参考文献 : André, P., Benavidès, T., Giromini, F. (2004). Corps et psychiatrie. Paris : Heures de France ; Anzieu, D. (1995). Le Moi-peau. Paris : Dunod ; Bergson, H. (1968). Durée et simultanéité.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Berthoz, A, (1997). Le sens du mouvement. Paris : Odile Jacob ; Berthoz, A., Petit, J-L. (2006). Phénoménologie et physiologie de l’action. Paris : Odile Jacob ; Bion, W-R. (1979). Aux sources de l ’expérience ;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Biswanger, L. (1958). Daseinsanalyse, Psychiatrie, Schizophrénie, in Schweiz Archiv für Neurologie, Neurochirurgie und Psychiatrie, 81, 1-8. Brickenkamp, R. (1998). D2 : test d’attention concentrée. Paris : Editions du Centre de Psychologique Appliquée ; Charbonneau, G. (1993). Approches phénoménologique et sciences corporelles. Evolutions psychomotrices, 5(19), 5-14 ; Corazze, J. (1998). Le Moi-peau ou le merveilleux psychanalytique. Evolutions psychomotrices, 10(40), 59-87 ; Christodoulou, A. (2006). Indications et prescriptions de la psychomotricité en psychiatrie de l’adulte. Évolutions psychomotrices, 18(71), 5-9 ; Defiolles-Peltier, V. (2000). Les vérités du corps dans les psychoses aigües. Levallois-Perret : Gaëtan Morin Editeur ; Denner, A. (1980). Les ateliers d’expression plastique. Paris : ESF ; Freud, S. (1971). Essai de psychanalyse appliquée. Paris : Gallimard ; Heidegger, M. (1964). L’être et le temps. Paris : Gallimard ; Maldiney, H. (1973). Regard, Parole, Espace. L’âge d’homme : Lausanne ; Meljac, C., Bergès, J., Stamback, M. (1966). CORP, épreuve de schéma corporel. Paris : Editions du Centre de Psychologique Appliquée ; Merleau-Ponty, M.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 Gallimard ; Milner, M. (1976). L’inconscient et la peinture.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Minkowski, E. (1953). La schizophrénie. Psychopathologie des schizoïdes et des schizophrènes. Paris : Desclée de Brouwer ; Musambi Malongi, F-Y-M. (1996). Conception du temps et développement intégré. Paris : L’Harmattan ; Pireyre, E-W. (2008). L’image du corps : Monolithe ou composite ? Évolutions psychomotrices, 20(82), 198-211 ; Rivière, J. (2010). L’évaluation des soins en psychomotricité : la thérapie psychomotrice basée sur les preuves versus la psychomotricité relationnelle. Annales médico-psychologiques, 168, 114-119; Robinson, B. (2005). Psychologie clinique. De l’initiation à la recherche. Bruxelles : De Boeck ; Rey, A. (1959). Test de copie d’une figure complexe. Paris : Éditions du Centre de Psychologique Appliquée ; Ricœur, P. (1983). Temps et récit. Paris : Seuil. Sage, I. (2008). Quand le corps s’exprime : les postures émotionnelles. Évolutions psychomotrices, 20(79), 17-24 ; Stanghellini, G. (2004). Le soi vulnérable : identité, ipséité et dépersonnalisation dans la mélancolie et dans la schizophrénie. Psychiatrie, sciences humaines, neurosciences, 2(5), 38-45 ; Straus, E. (2000). Du sens des sens. Grenoble : Editions Jérôme Million ; Tatossian, A. (2002). La phénoménologie des psychoses. Puteaux : Le Cercle Herméneutique ; Tisseron, S. (1995). Mémoire et création, in V° colloque de l’association FRIPS : Plis et replis de la mémoire. Echirolles : FRIPSY ; Wintrebert, H. (2003). La relaxation de l ’enfant. Paris : L’Harmattan ; Zutt, J. (1963). Uber verstchende Anthropologie. Versuch einer anthropologischen Grundlegung der psychiatricher Erfahrung, in Gruhle, H.W., Jung, R., Mayer-Gross, W. et Muller, M., Psychiatrie der Gegenvart, vol 1/2, Berlin : Springer, 763-852.